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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村·后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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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这天,一大早五点动身,直奔阳城的杨柏。路过一片桑树林,采摘了一些桑葚,于中午时分来到镇上,在杨柏小饭店用过了酸菜河捞,进农家旅馆小憩片刻后,继续向杨柏大峡谷出发。

    炎夏的正午,最是熏热难当的时分。走过秋川河,见一条乡村公路向山上延伸而去,我突发奇想,提议沿着这条路随意走走。

    于是,车子顺着这条乡村公路向大山深处驶去。一路杳无人迹,山中安静得有些瘆人,只有喜鹊倏忽在眼前飞掠而过。眼前景象越来越诡异,高耸的群峰黑压压地扑面而来,酝酿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路两边的峭壁上,长满了密匝匝的森森灌木和不知名的乔木,山风掠过,翻卷起树上的叶片,露出了浅色的叶背,现出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在正午的阳光下,十分晃眼。约莫走了五六公里,远远看见了一个村落,有点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心想终于看到人家了,却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条大狗,一黄一黑,站在道边对着我们凶悍地狂吠起来,令人毛骨怵然。

    路边的村子,不知叫什么名字,清一色的石板房,全部没有了屋顶,沦为一座座的废墟,只有一个院子里放着一辆三轮车,说明这家还有人居住。两只大狗很凶,我没敢下车,继续向上驶去。走到山沟的尽头,眼前出现了另一个玲珑小巧的村落。一位中年农民正在路边做活。我问他:“老乡,上面还有路吗?”农民回答说:“没有了,到头了。”他告诉我们到上面可以调头。

    半村 路的尽头,车在村边一块平整的水泥地面上停了下来,抬眼看着这座山村,一片超乎想象的颓败让我惊诧起来。

    这座小村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全部用了赭红色的石板垒砌而成,一家家随山势层层迢递着向上延伸,高下相间,参差错落,疏密有致,铺排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唯美格局。然而,和下面看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已然成为一堆废墟,这堆废墟静静地伫立在崚嶒的山峰下,和夏日郁郁葱葱的山色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只小花狗站在石板路上,身子淹没在了荒草中,露出个猴样的脑袋友善地看着我们,意味着村子里还有人住。

    沿石板路拾阶而上,但见一个挨一个的废墟间布满了荆棘荒草。挨门挨户走访一个个破落的院子,有的人家门上还上着锁,说明了主人的不舍。其中一户房子看上去比较完好,木质结构的上下两层,四合院,门口倒卧着两个不大的门当,表明主人曾经很富有。隔窗向里看去,除了地上扔着些散乱的编织袋,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了。自来水滴落在水缸里发出隐约的叮咚声。

    有一个小小院落还比较规整,地面用高低不平的石板铺出,房门框上贴有鲜红的对联,墙头垛着些整齐的劈柴,丈夫说,这个院子可能还有人住。我站在院子里一边拍照片,一边等待着主人的出现。须臾,屋子后面闪出一位荷锄的老人,老人穿着一件化纤质地的蓝秋衣,披着一件的确良的军绿色外套,腰间吊着一根红布裤带,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遮阳帽,身材瘦削矮小,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褶,深深塌陷的脸颊,一口稀疏的牙齿,看见我们,坐下来下开始拉呱。

    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了,名叫田德生,无妻无子,一个人生活。田德生除了有些耳聋,身体还十分硬朗,也恨健谈,说,这个村子原先有二百多口人。如今只剩下四口了,还都是些五保户,单身汉,残疾人,其余的都搬走了。

    我问他一个老问题,说:“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人们为什么要搬走?”

    老人说:“娃家要念书,没学校了,人要看病,没卫生所了,什么都没了,撤并了,不走不行啊,不走,小孩家没书念,要当文盲。”

    这个问题我问过许多村庄的许多人,回答基本相同。根据老人的叙说,得知这个村子叫半村,建成于光绪年间,祖上从洪洞逃荒过来,他听爷爷辈的人说,那时遭了大年馑,饿死许多人,到处人吃人,当年的杨柏乡就是一个吃人的地方,经常抓住过往的行人杀了吃。为了活命,全家迁到这里来,他家和一家姓郭的最早过来的,除了田姓和郭姓,还有姓曹的,姓魏的,他家是弟兄仨一起过来的。老人指一指不远处的废墟说:“那是老大家的房子,我这房子的背后是老二家的。和我们一起来的有一家郭姓,就住在上面那座小四合院里,后来又陆续来了姓曹的,姓魏的,都在这里住了十几辈子了,可到了现在不能住了,都走了,说个不能住就不能住了……不遭光景、不动刀兵是没有人肯来这地方住了。”

    老人说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神情有些怆然,眼神游离,声音也低沉了下去。老人说的“遭光景”是指颗粒无收的灾荒年。有一首陕北民歌叫《卖娃娃》,唱的就是民国灾荒年里老百姓被迫卖掉自家孩子的不得已:“民国那十九年整,遭了一个大的年成。高粱面刷糊糊,三天就喝两顿。可怜实可怜,可怜我没有钱,买了二斗秕荞面,没推下二斤面。逃荒也不行,守家更不成,想前想后无法办,骨肉分离下决心。大的七八岁,二的五六岁,撂下那个怀抱抱,谁要就卖给谁。”这个民族对于历史上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记忆尚未完全失去。五六十岁的人大都还记得野菜、树皮、观音土。

    我问他:“人们都走了,那你为什么不搬走?”

    老人说:“人家走就走哇,我不走,人家说不能住,可我觉得这里能住着哩,这里好,种什么长什么。我自己种着四亩地,打下的粮食足够吃了。山里有的是药材,什么药材也有,每年卖点药材也够我零花了。我老了,老骨头就埋在这里吧。”

    我问:“搬走就搬走吧,为什么要把房子拆了呢?”

    老人说:“搬走的人到新地方要盖房子,要用檩条用大梁,就拆了。”

    我又问:“他们都搬到哪里去了?”

    老人说:“去哪里的都有,有去下芹的,有去八甲口的,都四分五散了。”

    说着话,刚才路边见到的那位中年农民上来了。我们的到来给这个沉寂的小村带来了一丝热闹,中年农民姓郭,蓬头垢面,脚上着一双破旧的布鞋,端着一只裂了璺的大碗,碗的外面印有红色的囍字,碗里是黄橙橙的玉米圪糁稠饭,饭上面码着些萝卜菜,边走边吃。

    中年农民姓郭,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不知何故没娶媳妇,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进了田德生家的院子,倚着墙根蹲了下来,接过话题说:“唉!都走了,留下的不是孤寡老人,就是五保户,还有残废的。”

    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村的村长是最后一个搬走的,所有的党员都走了,剩下四口人都是普通村民。

    老人说起了当年的便工队、土改,说起了抗日战争,说起当年分田地,斗地主,划出三六九等的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田德生家是贫农,上面姓郭的那家是富农。……这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

    半村原来有小学,有老师,有卫生所,后来都撤了,为了孩子不失学,只好都走了。田德生说:“其实人们都不想走,没人想走,可是不走没办法,娃家要念书。”

    提起小时候的事情,老人的情绪有点亢奋起来,说:“抗战时我记得,日本人来了,大人把我藏到山上,安顿我说:‘悄悄嗯,不敢说话。’这些事我都记得哩。日本人走了没几年,开始‘土改’了,喊的口号是打倒地主老财恶霸。那个时候,党员身份不公开,暗号标记是胳膊上挽着条毛巾,积极分子们头上裹着毛巾,脑袋后面挽个疙瘩。杨柏村有个国民党地主恶霸,让他站在板凳上交代,人家站在上面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一句话没说完,让积极分子抬起腿来一脚就把凳子蹬倒了,说:‘甚时候了你还和我们套近乎,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说罢用三棱木头几下就把他尦(niao)翻了,最后把他拽到镰杀地(玉米茬子地)里,脚上拴了条绳子,拽起来就拉。狗日的有钱,吃得胖。一木头下去,膘肉翻开,白嫩嫩的,一拨人打罢,又换一拨,最后让人们给活活打死了。”老人提起往事,越说越激动,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也许是憋闷得久了,话匣子打开合不上,从抗日到土改再到人民公社,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滔滔不绝。

    说着话,那位郭农民的妈妈也上来了,老妈妈比田德生大一岁,今年七十四了,看上去身子骨很硬朗,身材高大,梳着齐耳的剪发头,白发苍苍,人有些微胖,却十分精神,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俊俏的女人。老妈妈一叠声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再吃点?”

    老妈妈告诉我们说,他们居住的这条沟叫木木沟,原来这里的木头好,一道沟里都是一抱粗的大树,杨树、槭树都有。“后来砍光了,一棵都没有了,现在成了没木沟了。”

    田德生的院子下面,有个神龛,神龛里供奉着“红猴仙”,原先有一尊泥塑,“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给砸了,如今的石雕像是后来新塑的。为什么供奉红猴仙,有什么掌故,老人们已说不上来了,只知道这个神龛从民国14年就有了。

    我说:“政府这些年搞三通,村村通公路、通水、通电,可是这水电都通了,路也修好好了,人却都走光了。”

    老人说:“不通路人们还走不了呢,路一通,走起来才方便了。说个走,来辆车,东西一拉,哗地都走了。前后分了三批,第一批是在1995年,第二批在2004年,最后一批前两年走的,到现在走光了。”

    这几句话说得我大笑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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