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

    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介民很怕她，公开承认惧内。

    郑介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10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介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取录，而他却没能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介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介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人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介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介石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介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搜集桂系的情报，把李宗仁玩得团团转，得到蒋介石的青睐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介石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介民的是蔡劲军。郑介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介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在表面上算是“统一”了中国，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介民去替桂系工作，郑介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他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谋个职位。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介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介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介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介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做得很少，因为蒋介石怕郑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介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介石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介石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趁机把蒋介石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又派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介石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介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介民所兼五十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介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介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介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介石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介石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一面连夜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好，他部下中被郑介民、饶毓琛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投向了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介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宁，这次他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介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介石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介民这次回来，蒋介石把他冷落了一个时期，后来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介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介石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介石对他慢慢重用起来。

    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和戴笠的关系很微妙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刻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介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介石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介石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介石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介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戴笠兴高采烈，郑介民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笠虽然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介民才介绍了一些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介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笠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介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介民知道蒋介石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笠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郑介民为人谨慎但却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这种表现让人认为他很随和。

    在这个时期内，郑介民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介石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电把他召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郑介民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介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去，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介民表示好感。由手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了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介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派郑介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笠便急电郑介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介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受委派去欧洲考察，受益匪浅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欧洲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介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写成报告，由戴笠整理送给蒋介石。戴笠参照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介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介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如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委员长蒋介石自兼社长的，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介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介石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介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介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介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特勒对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介民问长问短，请他为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介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介石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笠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高侨伊望中将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介石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介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介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在搞暗杀和分化等方面却远不如郑介民有经验。

    郑介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介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介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斥责，令郑介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介石，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介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以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介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戴笠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济棠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介石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介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介民这次去见蒋介石，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介石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全部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力量。

    蒋介石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介石不让郑介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让郑介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介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笠也了解郑介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介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笠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介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人凤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不大感兴趣，可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子。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不但郑介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介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介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介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介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介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介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介石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介民又一次感到大失所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介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家，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介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缩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查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查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郑介民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笠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笠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介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介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均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准确判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由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苏方提供有关日寇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1942年前后，戴笠又要郑介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将介石提出。蒋介石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破，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介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后悔不听郑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惨败。蒋介石便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菲尔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介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1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介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介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介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指出6月初很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狗皮膏药，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是暗示他消息灵通。

    郑介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委任郑介民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任命。

    郑介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经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国人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国人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介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都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后来，美国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介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大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介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介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介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介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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