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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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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我奓着胆子问道。尼尔森太太从未提过自己的女儿,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问,我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尼尔森太太将丝带绑到一根枝条上,又弯腰拿起另一条丝带,把它的一头缠在同一根枝条上,与之前那条丝带相接,飞快地编了起来。

    “六岁时,她发了一次烧。我们以为是感冒,于是让她上床,叫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她休息,多喝水,总之是那些常见的建议。但她的病并没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变得神志不清,真的发了狂,我们又打电话给医生,他检查了她的喉咙,发现了不祥之兆——一些斑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清楚。”

    “我们带她去了罗切斯特市33的圣玛丽医院,院方对她进行了隔离。当医院声称他们无能为力时,我们不相信,但那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摇摇头,仿佛要赶走那个念头。

    对她来说,失去女儿是多么难熬啊,我寻思着,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尔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着隐痛,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难过。

    到了平安夜,在翻飞的小雪中,我们三个人步行来到教堂,点亮圣坛右侧那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上的蜡烛。路德教派一众金发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开歌集放声齐唱,牧师宣讲起了至为基本的教义——博爱与同情。“有人急需帮助,”他告诉教友们,“如果你能够施与,那就施与,体现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吧。”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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