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见过你，但有人告诉我你要来上课。我是拉森小姐，你一定是……”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开口，不过我说的是“妮芙”，她说的是“多萝西”。拉森小姐看见我的表情，说道：“是我弄错了吗？还是你有个小名？”

    “不是的，夫人，只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怎么啦？”

    “我以前叫妮芙，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在新家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你妮芙。”

    “没关系，就叫我多萝西好了。”

    她微微一笑，端详着我。“那就听你的。露西·格林？”她对我身后的女孩说，“请带多萝西去她的课桌，好吗？”

    我跟着露西，来到一个装了几排衣服挂钩的地方，把大衣挂到钩子上，接着走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屋里弥漫着柴火烟和粉笔的味道，还有个油炉、一张讲桌、几排长凳和座位，东面和南面的墙上是两块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字母表和乘法表。另外两面墙上全是大大的玻璃窗。头顶的电灯洒下明亮的光，矮矮的架子上摆满了书籍。

    等到所有人都坐好，拉森小姐把一根细绳上的拉环往下一拽，一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出现在墙上。她叫我过去，把爱尔兰在地图上指出来。我仔仔细细地找着，找到了戈尔韦郡，甚至找到了市中心。地图上没有金瓦拉这个小村，但我摸了摸它所在的位置——就在蜿蜒的西海岸线上，戈尔韦郡的正下方。那是纽约，这是芝加哥，还有明尼阿波利斯。地图上也找不到赫明福德县。

    连我在内，班上共有二十三个学生，年龄从六到十六岁不等，大多数来自本地的农场或农家，在这里学习读写。我们闻起来都有股身上没洗干净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大孩子。拉森小姐告诉我，学校的厕所里有毛巾，几块肥皂和一盒小苏打，如果想梳洗的话可以用。

    跟我讲话时，拉森小姐总是弯下腰望着我的眼睛。问我话的时候，她会等我回答。她身上有股柠檬和香草的味道，而且她似乎拿我当个聪明孩子看待。在我做完阅读水平测试以后，她从讲桌旁的架子里取了一本书给我。那是一册印着黑色小字的精装书，里面一张插图也没有，书名叫《绿山墙的安妮》。她告诉我，等我读完全书，她会让我谈谈读后感。

    有这么一大帮孩子，你觉得这个班一定会乱成一团糟吧？但拉森小姐罕少大声训话。校车司机波斯特先生会砍柴火，烧炉子，打扫前门的落叶，还会修车。他也给我们上数学课，一直教到几何学。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因为当年正闹蝗灾，他不得不去农场帮忙。

    课间休息时分，露西叫我跟她们一起玩各种游戏：扔球啦，快快跑啦，绕圈唱歌啦。

    到四点半走下卡车，在回格罗特家小屋的漫漫长路上，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格罗特家吃的东西。天刚破晓，格罗特先生就带着来复枪和棒子出门了。他会带回来松鼠、野火鸡、长胡子的鱼，时不时还会带回来一头白尾鹿。午后时分，他会回到家中，浑身粘满了松胶，大多数时候带回来的是红松鼠，但它们不如大一点的狐松鼠和灰松鼠好。格罗特先生把灰松鼠叫作“毛毛尾巴”。狐松鼠个头很大，有些狐松鼠看上去活像橙色的猫。松鼠们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格罗特先生用两枚硬币互相敲击，哄得松鼠们现身——敲硬币的声音跟松鼠的叫声差不多。格罗特先生告诉我，灰松鼠的肉最多，但也最难找。它们害怕或发怒的时候会发出“切克切克”的声音，他就是循着这种声音找到它们的。

    格罗特先生一气呵成地把小动物剥皮，剖开，取出内脏，然后把小小的心脏、肝脏和一块块深红色的肉递给我。我告诉他，我只会做煮卷心菜和羊肉，但他说其实差不多。他教我怎么做烧什锦，也就是把肉丁、洋葱和蔬菜炖成一锅，再加上芥末、生姜和醋。先把肉用油煎一下，然后放进土豆、蔬菜和其他配料。“就是大杂烩，”他说，“手头有什么，就放什么。”

    刚开始，我被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给吓坏了：剥了皮的松鼠血肉淋漓，好似拉森小姐书本里的人体解剖图。但饥饿终究战胜了不安。没过多久，我便对炖松鼠习以为常了。

    格罗特家屋后是一块菜园，即使正值四月中旬，也还有些根菜可以挖：枯萎了的土豆、番薯、硬皮萝卜和芜菁。格罗特先生把我带到菜园，给我一把鹤嘴锄，教我怎么把蔬菜挖出来，然后在水泵下清洗。但菜园里有些地方尚未解冻，蔬菜很难挖。为了去年夏天种下的那些又老又硬的菜，我们两人冒着寒气挖了约莫四个小时，才挖出一小堆难看的菜。孩子们不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坐在厨房的窗户旁边朝我们张望。谢天谢地，幸好我还有双露指手套。

    格罗特先生告诉我他如何在小溪中播种野稻，如何收割粮食。野稻是棕色，口感很硬。在夏末收成以后，他播下种子，来年就能收割了。格罗特先生解释说，野稻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就会枯死。落下的种子来年春天会在水中扎根，接着长出水面，稻苗好似高高的野草一般在水中摇曳。

    到了夏天，他会在屋后的空地上种香草——薄荷、迷迭香、百里香等，然后挂在房子里晾干，他说。目前厨房就有一盆薰衣草，在污秽不堪的屋子里显得如此奇特，仿佛垃圾场里的玫瑰。

    四月底的一天，在学校里，拉森小姐让我去门廊取些柴火。当我回到教室，全班同学已经站了起来，由露西·格林领头，为我唱起了生日歌。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你们怎么知道？”

    “资料里写着你的生日嘛。”拉森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块葡萄干面包，“是我的房东太太亲手做的。”

    我望着她，一时难以置信：“给我的吗？”

    “我跟她说过，班上要新来一个女生，而且她的生日快到了。房东太太喜欢烘焙。”

    面包的质地绵密盈润，尝上去有股爱尔兰的滋味。只咬了一口，我便仿佛回到了祖母那间温暖的小屋，回到她那暖意融融的炉灶前。

    “九岁到十岁可是一大步啊，”波斯特先生说，“年龄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接下来九十年，你的年龄可都是两位数啦。”

    当天晚上，我在格罗特家取出没吃完的面包，跟他们提起下午的生日派对。格罗特先生哼了一声：“庆祝什么生日，太可笑了。我连自己是哪天生的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我当然也不记得。”他冲着他的孩子们摆摆手，“不过，吃面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