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中央火车站，1929年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开始习惯行驶的火车，习惯了沉重的车轮碾过铁轨发出的咔嗒声、座位下的嗡嗡声。暮色抹去了窗外树木凌厉的轮廓，碧空慢慢暗下来，无边的夜色托出一轮圆月。几个小时后，一缕淡淡的蓝晕渐渐变成柔和的曙光。不一会儿，太阳便升上了天空。火车停停走走，让一切仿佛一帧帧静物摄影，而这万千画面聚在一起，又变成了动态的场景。

    我们望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闲聊着，玩着游戏，借此打发时间。斯卡查德夫人有副西洋跳棋和一本《圣经》，我翻着书页，一心想找《诗篇：121》（那是妈妈的最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12……这趟列车上识字的孩子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早在几年前，妈妈就教会了我全部字母，然后教我如何拼写，当时我们还在爱尔兰呢。到纽约之后，她让我把有字的东西通通念给她听，不管是我在街上发现的包装箱也好，瓶子也好。

    “唐纳牌碳……酸饮……”

    “饮料。”

    “饮料。柠檬苏打水。人‘导’……”

    “人造，听上去跟‘躁’发同一个音。”

    “人造色素，添加柠檬‘散’……柠檬酸。”

    “不错啊。”

    等到我渐入门径，妈妈从她床边那只破旧的行李箱里取出了一本蓝封皮、镶金边的精装本诗集。弗朗西斯·费伊是金瓦拉本地诗人，出生在一个有十七个孩子的家庭。十五岁时，他当上了本地男校的助教，随后远赴英国（据妈妈说，这跟所有其他爱尔兰诗人一样），混迹于叶芝13和萧伯纳14等同道文人之中。她会细心地翻开书页，用手指抚过薄纸上的黑字，默诵着上面的语句，直到发现她在找的篇章。

    “《戈尔韦湾》，我最爱的一首。”她说，“读给我听听吧。”

    于是我念道：

    若我再度拥有青春的热血、热望与火热之心，即使予以世上所有黄金，我也绝不离开你的岸边，无论神赐此地何等风物，我都将安然在此终老，紧紧依偎着你长眠于墓地，戈尔韦湾。

    有一次，我正磕磕巴巴地念着诗，抬头却发现两行眼泪流下了妈妈的脸颊。“上帝啊，”她说，“我们真不该离开那片土地。”

    在火车上，我们有时会唱歌。柯伦先生曾在出发前教过我们一支歌，眼下他每天至少会站起来领唱一次：从阴霾四处的城市到繁花似锦的乡间正有芬芳的风儿吹遍

    从一片荒芜的城市到生气勃勃的乡间仿佛夏日鸟儿翩翩

    哦，孩子们，亲爱的孩子们

    年轻，快乐，无邪……

    途中我们在某一站停下来，补了些三明治配菜、新鲜水果和牛奶，但只有柯伦先生一个人下了车。我能透过窗户看见他，他穿着那双白色正装男鞋，在站台上跟农夫讲话，其中一个农夫拎着一篮子苹果，另一个拿着满满一袋面包。一个身穿黑色围裙的男子把手伸进箱子里，解开一个牛皮纸裹好的包裹，露出一块厚厚的黄奶酪。我的肚子不禁咕噜噜跟着雷鸣起来。我们分到的食物并不多，在此之前整整一天，每个人只有些许面包皮、牛奶，再加上一个苹果。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主事人害怕东西不够吃，还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让我们恪守美德。

    斯卡查德夫人迈着大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趁着停车让孩子们轮流站起来舒展身体，每次两组人。“把每条腿都抖一抖，”她指导大家，“有助于血液循环。”小不点儿们时刻不肯安生，一些年纪大点的男孩又总是到处惹是生非，简直无孔不入。我可不想跟这些男孩掺和，他们活像狼一样野。我们的房东卡明斯基先生曾经把这种男孩叫作“街头流浪儿”，也就是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拉帮结伙地四处游荡，要么小偷小摸，要么干些更不堪的勾当。

    火车刚出站，其中一个男孩就点燃了一根火柴，惹毛了柯伦先生。柯伦先生一掌拍在男孩的脑袋上，用整节车厢都能听到的声音呵斥他，骂他是个一无是处的蠢材，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狗屁出息。谁料柯伦先生的雷霆大怒反倒让那小子在其他捣蛋鬼心里莫名光彩了几分，他们苦心琢磨起了惹火柯伦先生的种种妙计，同时又挖空心思不被逮个正着。于是一会儿是纸飞机，一会儿是打响嗝，一会儿是幽幽的尖声呻吟，接着有人捂嘴哧哧地笑。柯伦先生没办法从一群男孩里揪出元凶，简直大为光火。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到下一站时把他们通通赶下车？最后他还真拿这一点吓唬那群捣蛋鬼，一边说一边从过道里逼近两个格外闹腾的男孩的座位。可惜，这招反而害得男孩中年纪大点的那个狗急跳墙，他回嘴道，他倒巴不得自走自路呢，反正已经流浪了好多年了，也没糟到哪里去嘛——到美利坚哪个城市不能擦鞋？他敢打赌，说不定比被送到某人家里强得多，落得跟牲口一起住牲口棚，吃的只有泔水，说不定还会被印第安人弄走。

    孩子们纷纷在座位上低语起来：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柯伦先生颇不自在地环顾着四周：“你把整整一车厢孩子吓得够呛，现在开心了？”他说。

    “又没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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